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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愿具名的金融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第三方金融科技主要问题在于通过科技手段改善客户体验，进而获得市场与流量，但这种方式在监管方面是缺乏监管的，且专业技能方面也存在问题，尚未形成专业的组织架构模式，如银行内独立的风控体系，这将导致很多问题，例如很多互联网理财与私募项目都在逐步爆雷。从贷款领域来讲，很多现金贷业务已转变成一种高利贷，不是在做金融，而是做一种类似灰产或黑产领域的业务。

“同时，要正本清源，不与偏离主业的担保机构进行股权合作，不能盲目扩大业务范围，不能无限制为地方担保机构提供支持，不与市场抢饭吃，不能异化为新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刘伟说。该基金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合作引导各地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更加突出主业，以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为主，逐步达到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金额占比不低于80%，其中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融资担保金额占比不低于50%的政策要求。同时，向小微企业和“三农”收取的担保费率要处于较低水平，不得高于当地政府或监管部门核定的水平，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成本。在此基础上不断做大规模。

第三，在调整产品结构方面，强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与资产管理联系在一起。要求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就是追求“非标准化”“出表”“出场”“脱媒”等。近年来，我国金融产品“非标准化”趋势明显，但由于监管未能及时到位，监管真空和重叠监管同时存在，再加上资本市场的杠杆融资推波助澜，致使资管领域积累了大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整肃资管亦属正常，但是，要求资金由表外回到表内，由场外回到场内，由多样化变为简单化，由资本市场回到银行资产负债表，只是一种应对风险的权宜之计，今后金融产品的发展方向还是“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

第一，“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结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商业化，始终构成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基本任务。但是，政策性金融一度曾被束之高阁；合作性金融至今仍然举步维艰；开发性金融也只是进入高速工业化时期的新产物。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更是无从谈起。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大银行的天下，更严重的是，无论何种规模、居于何地，所有银行的业务结构都高度同构化。

一是进一步完善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冤错案件的甄别纠正工作机制，加大案件发现、甄别的工作力度。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各巡回法庭，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要进一步加大涉民营企业冤错案件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持续做好对民营企业家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案件的甄别纠正工作，对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依法决定再审，及时向社会公布，并加大国家赔偿的工作力度。二是继续依法妥善审理好已提起再审的顾雏军案、江苏牧羊集团案。三是尽快发布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护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第二批典型案例，继续向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为各级法院审理有关案件提供指引和参考。

第二，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后，大量我们不知道、不熟悉的事物会接踵而至。如何管理一个日趋复杂的金融世界，我们并无经验。所以，提高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第三，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与全球经济和金融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新格局日益成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日益提高，参与金融的全球治理，表达中国看法，发出中国声音，表明中国立场，维护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仅有了必要性，而且有了可能性。（记者 金辉）